农历庚辰年，我的第四个本命年，生肖轮回已过四圈。“龙年”是我必须面临的又一次“关头”也已平安过去了。2003年是农历癸未(羊)年，本人第五个生肖轮回之中有过去两年，不知不觉50周岁也过了...

    公历1953年1月我出生在当时父母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部队住地的青海省西宁市。后来爆发了朝鲜战争，那时父母在国外作战。而今仍依稀记得，在鸭绿江边的边境城市安东(注：现丹东市)，父母有一间简陋而狭小的平房，算是他们的家。而我则因无人照顾，一人独自呆在沈阳幼儿园，想来大概是自愿军部队或者是沈阳军区幼儿园。抗美援朝战争终止胜利结束，父亲母亲总算命大，幸存下来。1958年父母转业带领全家途经唐山、北京、河南、陕西，经过步行、马车、三轮车和火车的多次更替，转碾来到母亲的老家——天府之国成都。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的政治运动不断，“三反”、“五反”过去了，因就父亲工作单位近，我进了天主教堂旁的成都市天涯市北街小学，大约小学二年级遭受灾祸，不少老师被“下放”回家，我的班主任也在之列，我班全体被迫跳到三年级，没多久我转入当时的一师附小现盐道街小学。记不得何时那第一师范校搬走，我所在年级由两个班分成三个班，我被分在三班。学校更名为成都盐道街学校，省重点，含中、小学部，现为中学和小学两个独立的学校。现在的成都市盐道街中学仅是二类重点，不论是教学质量，还是校风都与以前相去甚远。1965年小学毕业那年，国家提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时任领导工作的父亲坚持要我报考“半工半读”，但最后还是直升盐道街中学部，班号是“5.16”，这在今天看来有点奇怪，原因是当时盐道街学校是四川省准备办成“景山第二”全国重点。只此一家的省级重点学校，实行小学初高中十年制的“教育改革”，我们这一年是五年制中学首届，“5.16”即五年制中学一年级六班的意思。1965年秋,我进入成都盐道街学校的中学部，属于后来被人们称为“老三届”六届中的最低一届，初68届。到了第二年中期，记得当时正在农村“学农”，下雨天不出工，学校就组织学报纸上的批判吴含、邓拓、廖沫沙的《燕山夜话》等文章，当时这帮未成年的学生与全国人民一样，压根没有想到，从此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史无前例”。这场运动对我本人而言，除了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河边“幸福”见过一次毛主席以外，再没有任何一件令人还说多过去的事情，不提也罢。

    68年秋“复课闹革命”，后毛主席发布最高指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作为家中的老大的我及大弟出于无奈，只好随同学一道，到四川的北端大巴山中务农，1969年1月27日到生产队（注：现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中子镇五里二组，右下角图我背后的房屋，是我们三位知青的住房）落户，当天是我16岁的生日。在知青生活中，饱偿了农业生产的艰辛，知晓了解节气、气候和掌握了当地的农技，被评为“10分”全劳力，作过记工员，在表面上和形式上已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知青农民。在一次上山砍柴中，因青钢树干折断我朝山下滚去，只是因我个子高，头与脚分别担在崖口边才没掉下有数丈高的山崖，同学与山上八队的老乡及时砍了一根细长树把我拉了上去，可谓大难不死。同屋的三位知青（同班同学）下去时就带了大量的课本及书籍，虽然在农村学习非常困难，对文化程度的提高也没有太大的帮助，它表明了一点知青们渴望知识与精神，内心潜在意识到有一天我们会回城，果然不出三年招工、招兵开始，经过几次有惊无险的波折，71年底我们一屋三知青同时招进成都发动机公司当工人，回到成都。此时尚未满19岁，比起不少知青在农村“抗战8年”我们算是非常幸运的。

    在学徒期间，大概是大脑非常空闲，我常常利用空隙跑到行政大楼右翼三楼的科技图书阅览室翻阅各种科技杂志，发现我们与国外工人存在一个惊人的差距，我国航空业仍使用工作母机（如常见的C630车床等）生产加工高难度、高精度的零部件、组合件，而国外同行工人却操作的是各种数控机床，显然当工人没有现代文化科学知识技术不行，对于航空业的工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大概也会被淘汰。就这样开始复习自修了初高中课程、外加高等数学和英语。经过一年，我的本职工作及文化学习都有较大进步，在车间表现较好，受到师傅、工长和车间领导的好评。73年，也就是张铁生交白卷的那一年，我也参加了当时的“高考”，我所在车间的一位原高68级的拉床工去了西北工业大学。学徒快两年半时，师兄弟们传大多数人学徒期满应定为一级工，当时成都发动机公司的工人工资是全市少数最高的工厂之一，学徒期间工资一至三年分别为17.5、19.5、21.5元/月，而一级工为33元/月，如果晚半年定级将损失约70元左右的工资，在那时100-150元可以买“家中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之一，70元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财产了。当时师兄弟们来找我，说车间主任称，学徒工不论工种都是三年，未到三年不予转正定级。我常常到行政大楼去看书，因此路过见过人事劳资科的牌子，心想这事应当归那儿管，我就说，大家不要忙，我们先悄悄到人事劳资科查文件，有文件规定就好办，于是大伙去了，结果劳资科的干事拿出当时三机部（即原航空工业部）的航空工业各工种工资标准及考试范围，我们的工种学徒期为两年半，有了上方宝剑，再去找车间主任。车间主任见到我们，知道我们一定找了厂里，说大家回去准备考试，就这样经过理论考试、实际操作全体师兄弟们都如愿转正为一级工。此事当时给我留下深刻的思考和应付此类事件的初次经验。

    到了“批林批孔”的74年，由于头年辽宁张铁生交白卷，当年取消考试，我经车间十余名工长全票通过推荐上大学，11月底进入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发动机系航空发动机设计专业。设计专业与空气动力学是北航两个学业最重的专业，因此学习也不轻松，考虑到今后回厂做什么尚是未知数，除了设计专业的专业课、英语、FORTRAN Ⅳ程序语言课外，我自己选修了工艺专业的课程，到计算机系听计算机课、ALGOL60程序语言课、日语，这样一来时间闹得得十分紧张，三个春节都在北京，只是1976年署假唐山大地震时回成都一次。在北航学习期间，我心中时常会冒出一股十分艰苦的苦涩滋味，三年的紧张大学学业就这样一晃而过了，77年底毕业，系里希望我留校而我不愿意还是回了工厂，被分配到设计所任设计员，从事航空发动机设计工作。

    78年至84年间，参加和参与了一个改进机种的设计试验，两个新机种的测绘设计，一个机种的试制定型工作。参加了民品设计试制工作，88年授予工程师。84年被调到公司工会任工会秘书，先后在办公室、宣传委员会工作过。同时参加了司法部首届律师函授中心的律师专业学习87年毕业，随即在成都市经济律师事务所(即我现所在执业的事务所前身)从事兼职律师，88年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同年调入公司法律顾问室任专职法律顾问，后被任命法律顾问室主任。办理了大量的经济民事诉讼案件代理、主持制定公司合同管理等制度，举办全厂经营人员经济合同培训班，为工厂起草了《成都发动机公司转换经营体制实施方案》获得通过，由工厂上报航空航天工业部和成都市人民政府。在此期间，参加了北京经济管理大学的经济管理函授、中国政法大学的涉外经济法律函授学习。

    1992年10月参加了成都市司法局首次向社会招聘律师的考试，由于当时企业调入机关和事业单位受到限制，而向社会招聘一般不受此限制。通过笔试和面试，12月调入成都市第一律师事务所任专职律师，1994年任该所副主任。94年10日与其他两名律师共同创办了股份合作制的成都华正律师事务所，后因司法部的规定，被多次更名为现四川成都兴川律师事务所，任副主任。在10余年的律师执业中，主要办理经济合同纠纷诉讼案件的代理，担任企业法律顾问，以及非诉讼法律事务和工商代理。经济纠纷民事案件的关键在于理顺法律关系，选择诉讼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这是很多人弄不清的，或者不易理清的。正是因为这点，这些民事经济疑难案件能够充分发挥律师的才智和体现执业水平。而刑事案件辩护中，辩护律师处于非常被动地位，律师对案件定性无任何影响力，律师的辩护成功往往是公安刑侦人员和检察官的失误反衬出来的，大多数刑事案件中律师的能力是很难施展的，相信大多数人看过中央电视台现场转播的綦江彩虹桥垮塌案件的开庭审理。因此，我不大愿意办理刑事辩护案件，在今以前所办的若干刑事辩护案件，大多是应朋友的要求。
    从1997年至2002年期间，我所在的兴川律师事务所由于经营发展理念、管理水平能力、人员政治素质等诸多民营企业的共同原因，经营出现困难，其间出现了严重的财务管理及税费问题，多数人都感到压力，2002年8月15日合作人便于原老所，即现成都精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协商重组合并。

    “四圈”生肖轮回就这样平谈、苦涩、紧张地转过去了，而今天第五圈又过去了两年，这时伟大诗人毛泽东的“弹指一挥间”名句不由闪想出来。
    我们这一茬“解放牌”，经历了红旗下的政治运动、自然灾害、上山下乡、改革下海、待业下岗，子女高价教育，提前退养，医疗改革，买断工龄，我们奉献与失去的一样多，我们收获与回报一样的少，但始终有个信念：对生活与未来充满信心。